穆旦我觉得，你要把他放在新诗的谱系里去看，新诗的历史非常窄，九叶派这个小团体更是文学浪潮里不起眼的浪花一小朵，但这个阶段的诗人你可以感觉到他们是发自真心地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好，人民可以更有尊严的生活穆旦在四十年代讲新的抒情对艾青文学理念的呼应，何其芳在去了延安之后写作风格发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转折，四十年代。

现代诗的火花很短暂，但可以看出那一代诗人那种如雨后春笋般渴望新理想实现的期待你是不是预言中年轻的神？是不是真的会有一种新的生活，可以使面朝黄土的人站起来活？只有明白这个，你才能明白为什么穆旦不辞辛几千里奔波转移到西南联大，又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书不教参加抗缅。

远征军九死一生从野人山幸存，又为啥不在美国待着要回到国内穆旦，是一个很有理想主义气质的诗人，当然理想主义这种东西放置在现代的语境可能有点蠢，但我想说穆旦在四零年完成他的名篇《赞美》的时候内心是很诚挚的：。

起来，一个民族，真正的起来而且穆旦去书写中国的人的站起的时候，写的全是零散的，单个的人的形象，一个老农，一个妇人，他们被压得太久了，太苦了，乃至于只是默默承受从不怨怼，但他们又是绵延、容忍、沉稳，一把汗一把锄头养活自己，养活一家人，靠着一点点小小的希望，活着，挺着。

就像鲁迅先生写祥林嫂一个个体就浓缩着千年吃人的历史，穆旦写个体也是写他们生命中沉郁的难以言说的超越个体的痛苦，以及每一个人身上活生生存在的对生命本身的渴望起来，一个民族的起来，是一个个人的起来，他们活下来，他们起来了，不用再忍受那些本不需要忍受的。

一个个的少，汇聚成一个民族伟大的多这是穆旦的诗歌里特别宝贵的东西，我看很多论文写要从信仰的角度去谈，但我觉得角度走的是有点偏了，穆旦的骨子里是一个非常纯正的中国知识分子，他生命里经历过的许多磨难最后沉淀成了他。

生命的果实，从这个角度去看才能理解为什么穆旦从野人山回来很久没动笔，45年又写了《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这首诗，那么多年轻子弟兵，走进那片大山里，再也没出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穆旦是需要一个答案的。

生命的受难意识，爱的包容、理解，这是穆旦四十年代尝试相信的东西虽然后来三十年对穆旦来说不啻为灾难，但他还是要瞒着妻儿冒着生命危险写作、翻译，给后来的人们留下那么多经典的译作，图什么呢？他晚年的作品说实话，比起来青壮年时期，非常灰暗、颓败，写高兴也很难真的高兴起来，他写《冥想》的那两首诗是非常苦涩的，为什么

万物之灵的我们，遭遇还比不上一棵小树？这两首从深度上来讲真的没什么深刻的，比之于穆旦翻译的叶芝、奥登，他们晚年对诗的追问是很深刻的，穆旦呢，没这个条件读这两首诗你能感觉到命运的大碗扣下来的那种茫然，浓烈的酒、清新的泡沫，消失在一片亘古的荒漠。

茫然、虚无，笼罩在他身上但穆旦这个阶段还在写，还在翻译，甚至不知道在给谁写、给谁翻译，耗尽心血，苦心孤诣，译了拜伦、普希金，图什么呢？这就是人复杂的双面，心境的颓然，理想的孑遗，痛苦的想死但不能死，要留下点什么来，然后留下点作品来。

灰烬里的一点星火，这就是穆旦晚年的矛盾给我的感觉，这也是我觉得穆旦在那一批诗人里面值得人尊重的地方本来还应该有一段来着，但我不知道怎么说，写了删删了写，想想只能说从后来人的角度看历史指摘前人很容易，抱着看笑话的立场去理解，怎么那么肤浅，怎么那么蠢。

但我是从抱着同情的角度去看的，读下来的感觉就是过去的人真难，保住自己难，保住家人难，更别说要保住自己写的只言片语，能够说心里话痖弦写艾青小传的时候说艾青被关了二十一年，出来的时候，误了我青春二十一遍，搞错了，就这么三个字，一个字七年。

虽然后来艾青的命比穆旦好，活到平反，地位也高，但他创作很早就完结了这就是我说的要从历史的角度读他们，而不是从文学的高度读他们基本上在青壮年结束自己的写作，现实的压力是一方面，精神的痛苦又是一重所以王佐良

老爷子评价穆旦的诗说受难的意识这点很准，早年是他从知识分子的角度出发写受苦的人，再到后来落到自己身上写绝望、荒漠、悲凉，这种挣扎是很真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