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曹聚仁所说，”‘幽默’就怕碰上了‘老实人’，把正面文章看反了，又把反面文章看正了”（《与幽默》），《志摩与我》虽然表面上在讲作者跟徐志摩的交往，其实目的是讽刺攀亲道故自我吹嘘的风气呀不过幽默到底是需要语境的，所以即使在当时也有读者看不懂，“竟有人写信给《论语》社，说不应该刊用这类文字”。

除了上面说的这层意思，或许也有讽刺以”我的朋友胡适之“闻名的章衣萍的意思至于韩慕孙其人，虽在《论语》长期撰稿员之列，其实跟名单里的宰予一样，不过是个论语社同人共用的笔名且看“他”发表过的三篇文章，分别是第一期的《书报介秋：政治工作大纲》、第二期的《。

书报春秋：人生之价值及意义》和第三期的《志摩与我》前两篇说是书评，不妨称之为卖书广告；第三期正文之后附有《韩君来函》和《编者复函》，如果细细品读应该能读出双簧的味道然而断然地说韩慕孙就是某某某，倒也太鲁莽了，我看到曹聚仁也说记不清了。

好在只是个讽刺小品，当作论语社的共同主张也无妨———————————————————————————————————————————附一：韩慕孙《志摩与我》我今天收到《论语》半月刊的信，说无论如何九月六号以前一定要稿子，这样一来倒把我难倒了。

我原来想再写一篇书评，但一来像李石岑先生的《人生价值和意义》和何容同志的《政治工作大纲》这一类的杰作实在不大多，二来书评要想写得与所评的书一样地有精彩实在并非易事同时要我写讽刺政治的文章，《论语》的主编者应该知道我是不来的，因为我站在忠实同志的立场，决计不肯对于党国有所非难或指摘。

稿子总是要缴的——这又如何是好呢？有了，让我就拿我的亡友徐志摩作题目！志摩是去年十一月里遭难的，所以我本想到了十一月再做文为他周年忌的纪念但仔细一想，实在没有什么大关系这篇文章命名为《志摩与我》志摩虽然是十一月死的，但我可是十月生的。

既如此，就现在动笔，又有何妨我生在前清光绪甲午年的废历九月，屈指一算，现在已是快到四十几岁的人了我这四十年当中，只有一个知己，不消说，就是志摩但如今他竟弃我而逝，呜呼痛哉！我认识志摩是在北大那时我已快毕业，志摩与我既是同乡，又比我年幼，所以总是不时到我的宿舍请教这样，请教那样。

他在学生时代虽是个聪明活泼的小孩，不过太喜欢听戏，太爱修饰和打扮；因此我总是规劝他，叫他多读萧伯纳，少涂雪花膏所以到了后来，志摩见了我，总是口口声声说，当时要不是我，他必定会堕落得不成样子大家都知道志摩是个新诗人，不过很少人知道他的新体诗颇得力于他早年旧诗的习作。

我还记得他在北大的时候，作了诗词，总是拿来就正于我我不惟修改他的诗，并且他每次作国文总是让我看过一遍，再交进去他那种很诚恳，很虚心，而好学不倦的态度，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如在目前志摩在北大不久，就去留学欧美了。

我呢，因为生计所迫，所以毕业以前，就在北平任教教书余暇，我也写了好一两篇短篇创作小说及新诗，向XX杂志及XX报文学副刊投稿志摩在剑桥看见我那首“我的心弦在震动了！”的诗登载出来，曾写了一封信给我说道：“效文（附注：这是我的号）兄，像你这种Lyrical的天才，西方只有雪莱能够望你的项背。

勉之哉！”志摩呀，志摩！你九泉有灵，应该知道我现在还是很感谢你的夸扬，并且对于诗的Lyrical兴味一方面还是在不断地努力民十二志摩回国以后，我们在北平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碰头每碰头，他必定要朗诵他的新作，并且要问我：“效文哥，你看还有什么音节不和谐，或者用字不妥帖的地方？……来，来，来，请你老实不客气的告诉我！”。

本党北伐成功以后，我就南下到福建去作政治工作，同时因为事忙，三年以内，与志摩通信不到十次民二十的夏天，我重来沪上，才又与他聚首，那时，他就告诉我他下学期就要回北大去教英国文学，同时他说与邵洵美、孙大雨诸人要办一个《诗刊》，叫我也来投稿。

“效文哥，你近来为何不大发表你的著作？我希望你的自信心还是坚决如昔我对于你十二万分的信仰，我知道你要是肯努力，将来在中国语文学史的地位一定是不朽的！”志摩说这话时，伸出了他那巨灵似的手掌，使力地拍我的背脊，给我一种不可言喻的“烟士披里纯”——一种神秘得令我周身震荡的愉快和灵感！。

我尤其记得的，就是去年十一月的一晚志摩坐在我的书房里，烤着火炉，一面吐烟圈，一面翻阅我尚未出版的诗集我在旁边，只见他点头，只见他击节他的眼睛发出一种异样的光辉，那种出神的情形，仿佛孔子在齐闻韶的样子“效文哥，佩服，佩服，佩服之至。

像你这个才是真正的诗！我那些比起来简直是一钱不值我……完了……唉！”志摩叹了一口长气 “我……完了’’一一料不到以后这便成了谶语！志摩，你的确是我惟一的知己！一九三二年十月五号———————————————————————————————————————————。

附二：曹聚仁《志摩与我》这一小题，并非我要写我和志摩之间的交往，而是想到30年代刊在《论语》半月刊上一篇讽刺名文，题名《志摩与我》当年，林语堂先生提倡“幽默”，主编《论语》半月刊，由邵洵美兄的《时代》半月刊刊行。

这刊物，由邵洵美、李青崖、林语堂等十人组社编刊，十人之中，也有章衣萍在内，每人出大洋一百元作为股本可是，《论语》社有十条戒律，一条是“不说自己的文章不好”，已经够幽默了；另有一条是“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这一条便刺痛了章衣萍的心病了，因此，《论语》刊行那么久，章衣萍不曾写过一篇文章，等于不是股东，不是社员了。

我已记不起《志摩与我》是谁写的，这文中并非写志摩与他交往的事，只是用“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口吻在写，对章衣萍嘲弄了一番，使他啼笑皆非的 到了今天，未必有人愿意再说“我的朋友胡适之”了，在30年代，胡适之可真赫赫有名呢！三十年前，我在衡阳，真的看见过一位刻着“蒋委员长舅父”署衔的名片，那时赵君劢兄任衡阳市长，正在敬而礼之。

十五年前，我在奉化溪口，看见这位舅父，他在卖大饼为生，当然不再用那张名片了志摩呢，在30年代也正如日中天，时人许之为歌德、拜伦，难怪“志摩与我”可作为讽刺题材的，昔有题铭旌的，大书“文华阁大学士府下厨子某某隔壁王婆之灵位”，这便是“我的朋友胡适之”的另一种讽刺语。

章衣萍之为世人所讥刺的，不独那部冒牌的《情书一束》呢（《情书一束》中的情书，一半是我的同学叶天底兄写给吴曙天小姐的信，跟衣萍毫不相干的）世代迁更，徐志摩早已为世人所淡忘了台北《传记文学》社替他刊行了《徐志摩全集

》，庞然六大辑，售价六十元，依我所知在香港的销数，实在很差，浪淘沙去，没人再写《志摩与我》了。